來源：布魯金斯學會 2012年10月
執筆：Ray Yep
編譯：寒若
對香港而言，2012年10月1日不是普通的一天。這一天原本將進行一年一度的十一慶典，但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噩夢。一場悲劇沖淡了節日的氣氛：兩船在香港南丫島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載有多名兒童及其他乘客的客輪開始下沉。事故令當地民眾感到震驚，很多人徹夜焦急地等待著救援行動的最新消息，但他們的祈禱並未得到回應。事故導致了38人死亡，多人嚴重受傷。悲傷之情彌漫在整個城市。
然而，隨後爆發的針對對事故表達同情的大陸官員的批評聲浪蓋過了悲傷的情緒。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李剛拜訪了事故的受害者，並為援救行動提供了幫助。但他被指責破壞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威。之後北京發出指示要求當地政府盡最大努力應對危機，這些“指令”更加助燃了對立的情緒。對大陸官員任何形式的介入的厭惡感壓倒了在危機和絕望時期常常浮現的團結本能。對很多人來說，北京在此事件中的行為是露骨地對香港政府享有的自治權進行干預，並證實了“京人治港”這一愈發凸顯的趨勢。
曾經蜜月
海外觀察家可能會覺得香港人此時表現出的反北京情緒與前不久在爭取釣魚島主權的運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難以協調起來。和來自臺灣的行動人士一道，香港的抗議者進行了一次危險的遠航，並成功地於2012年8月登上了釣魚島的主島。這一象徵性的勝利成為了隨後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爆發的反日遊行的導火索。這一英勇的舉動無疑表達了對中華民族尊嚴的關切，而且，儘管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內香港都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港人一直十分關注大陸的福祉。對自然災害受害者的慷慨捐贈、對異議分子的關注，均能夠充分表明兩地中華民族之間緊密的聯繫。然而，在愛國主義表像之下，一股敵視內地干預的暗流近年來正在急速發展。
與大陸經濟一體化這一不可逆轉的進程固然令香港經濟保持增長，但當地居民越來越覺得兩岸交流帶來的壓力之大難以承受。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始於1980年代的後毛時代改革。中國四個經濟特區（為吸引外國投資而設立的試點）中的三個都位於廣東省，香港的投資者正是首當其衝的目標。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與龐大的市場令香港的製造業為之歡欣鼓舞，這也引發了將工廠北遷的浪潮。北京於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更為這一進程增添了能量。
但是，2003年“非典”的爆發預示著兩地的一體化程度開始達到新的層次。此次危機令香港的經濟嚴重受挫，與此同時，北京解除了兩地間資本、服務和人口流動的諸多限制。《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加快兩地交流的主要機制，受到了香港商界的熱情歡迎，他們將其視為一針適時的強心劑。結果就是，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內地人被允許前往香港遊覽，香港商界也在內地獲得了更多的貿易機會。另一方面，當地的金融機構越來越依賴內地企業在香港公開上市或是人民幣相關業務所產生的收益。
風暴來襲
在不斷湧入的購買力與資本強力地刺激著經濟增長的同時，改進當地的基礎設施與服務以滿足增長的需求就成為了一件揮之不去的任務。港人開始愈發對擁擠的街道以及遊客過多導致的日用品短缺感到憤怒。低收入群體可能將通貨膨脹歸咎于內地消費者無法滿足的需求，有抱負的中產階級則將內地競爭者的到來視作爭取職業晉升、學術成就以及提高生活水準的主要障礙。生活方式、習慣和社會禮節上的差異更加激化了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緊張和不安。
對內地入侵的沮喪和緊張感還不僅僅出於物質考慮。天安門事件一直是港人精神創傷及對大陸當局想像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地官員腐敗滋生，侵犯人權和新聞自由事例的漫長清單，以及統治的威權性質都使得港人很難對中央政府產生好感。漸漸地，港人開始覺得與內地的親近可能會葬送掉一些值得珍視的傳統。
港人的恐懼還源自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在權力上的不對等。根據《憲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下屬單位。《基本法》賦予了特區政府在多數問題（尤其是內部事務）上的自治權。但特首選舉方法的非民主性質以及北京對此過程的強大影響，促使很多人相信這一職務永遠沒有足夠的權威和勇氣抵抗來自北京的壓力，以維護香港本地的利益。立法會的人員構成強化了這一顧慮：僅有半數立法委員是由直接選舉產生。
2012年夏季飽受爭議的“國民教育”事件終於令港人的猜疑和恐懼爆發，這一面向所有中小學的強制性課程原定將於2012至2013學年生效，旨在增強香港的民族認同感。儘管多數父母認為孩子們理應更多地瞭解自己的祖國，但課程內容卻讓他們震驚了。對“洗腦”的集體恐懼最終演變成長達一周的對特區政府的包圍以及馬拉松式的絕食抗議。最後，政府對課程作出大幅讓步，允許學校自己選擇是否落實這門課程，這場風暴終於得以平息。
陸港政治暗角力
更為重要的是，對內地干預的反感正在重塑香港的政治圖景。在2012年夏季的立法會選舉中，人們真正在意的只有一個議題：抵抗來自內地的影響。基於恐懼的動員，取代了社會問題、民主化、經濟發展等議題，成為了最為有效的競選策略。儘管親民主陣營與親建制陣營所獲得的選票並未發生太大變化，但民主黨這一曾經的民主陣營旗幟成為了選舉的大輸家。
民主黨與北京就憲政改革達成的協議被政敵描繪為對香港的背叛，是為香港人民爭取普選權過程中的倒退。在這種氣氛下，民主黨在2012年選舉中遭到了沉重打擊，主張對北京毫不妥協的政黨則成為了大贏家。2010年時，激進的團體如人民力量、社會民主連線通過發動一場香港範圍的補選，實際上操縱了立法會選舉系統。這次補選是為了填補五名辭職的立法委員留下的空缺而進行，由於全區均可投票，組織者希望將此次補選視作一次“變相公投”。儘管受到了非議，但這些政黨的得票率上升了超過50%。同意將過去的15年視作內地殖民時期的選民規模迅速擴大。
北京同樣對當前的香港局勢感到不安。考慮到自1997年以來對香港慷慨的經濟支持，以及在2010年批准憲政改革的政治讓步，中國領導人覺得香港人民的反感是難以理解的。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只是在以權宜之計解釋香港的抗議和抵抗運動：這是由於海外“黑手”的參與。這一國際陰謀論認為，中國的異議運動主要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操縱的結果，而不是政府錯誤政策的受害者的自發行為。根據這種思維，香港是這一國際陰謀擴張的結果，美國人和英國人常常是幕後的嫌疑人。這一思維在2011年底暴露無遺，當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點名抨擊了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蘇棣，稱他是干預香港事務的外部勢力。
隨著港人對內地的怒火越來越旺，北京的決策者中可能會有人擔心香港成為外部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就是北京應對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選項，這一條款就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多項條文作出了立法指引。二十三條當然是最明顯的一枚潛在的炸彈，但另一爭議事件可能更早地對香港造成傷害。
以普選權為主要目標的政改將在2017年以前得到解決，全國人大將這一年列為直選特首的最早年份。當然，即使最樂觀的人也不會期待北京會拿出一份徹底民主的提案。然而，香港政治舞臺上的激進分子會受此鼓舞，牢牢守住自己的道德制高點。他們還可能注意到了民主黨敗選所傳達的資訊，拒絕接受任何妥協性的方案。由於溫和分子在選舉中遭遇慘敗，民主派再也不能承擔被視作叛徒的後果，這將不啻於政治自殺。由於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將直接與北京對峙視作維護香港利益的最有效途徑，未來很可能出現更具煽動性、甚至更暴力的抗議形式。部分市民社會與特區政府之間甚至有可能陷入徹底隔絕的境地。這將是對北京耐心和寬容度底線的考驗。
統一的負面榜樣
作為後1997時代香港政治敏銳的觀察者，臺灣一定會對香港局勢的最新進展感到不安。尤其是在馬英九主政下主張與北京進一步加強聯繫的國民黨，可能會謹慎地考慮如香港那樣不受制衡地融入大陸會導致的混亂後果。
和在香港的情況一樣，對於裹足不前的臺灣經濟而言，資本流入和貿易機會固然是利好的刺激因素，但對大陸經濟過度依賴的感覺將削弱臺灣公眾眼中的“政府”威信。馬英九“政府”充分意識到了一個發展良好的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所謂泛綠陣營要比香港的激進分子更加善於利用對大陸的恐懼和反感——直到臺灣能夠在各階層之間公正地分配經濟一體化的成果與成本，放緩與大陸交流的速度與規模都將是短期內最為安全的措施。不過，儘管泛藍和泛綠陣營的估計大相徑庭，但雙方仍享有一些共識：正如香港經驗所表明的，對於未來的統一對話而言，“一國兩制”模式無法取得成功。
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3/view-37558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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