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的回歸使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過了居民外遷和資本外流、各種社會機構撤離和作重新佈局等等一輪動盪使香港元氣大傷，即使之後不少居民和資本回流也無法復原，而為了防止香港的動盪和平穩過渡中英兩政府都為此作了不少努力，香港的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更是在立法會選舉中將功能組別範圍擴大來增加民主，儘量保障人民的自由，但是卻被大陸政府斥之為變相民主選舉而抵制，這反映了在兩種社會制度無法相容之下事情的難辦，香港只能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內地開放改革而向境外資本開放市場，香港近水樓臺最先大規模進入內地投資，特別是那些大財團如魚得水，外資進入大陸後普遍與內地官員建立不尋常的關係，企業的級別高低與官員級別高低對應，尤其是香港資本。但是香港產業向內地的遷移降低了成本卻帶來香港產業的空心化，影響了大眾的就業，回歸後香港政府的管治水平又大不如前，如果能以民主體制調動全港人民來群策群力地建設香港，香港可再營造活力去發展，可惜事與願違，缺乏活力的香港經濟上變得依賴內地，政治上受內地牽制，加上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關係之密切，幾乎如一家人分居兩地，有關包括出國移民出入境和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很多事務都離不開內地的政府，巨大的國家資源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利益而對香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對香港的財團和官僚，結果成長於資本主義的香港商人和政府官僚因此紛紛投入大陸政權的懷抱中，並將民族主義拿來作遮羞布掩飾其牟利行為，而這亦反映了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傳統儒教文化糟粕唯利是圖頑疾的難除。
香港目前的政治是香港大財團主導下的政治，為首的是兩個李、郭、鄭、包、吳六大家族，他們在經濟上壟斷了房地產和把持了相當數量的公用、公共報務業，據報導他們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已占股市總值的14.7％，其形成的卡特爾聯盟左右了香港的經濟，在很多重要行業阻礙資本的自由進入，制約了香港自由經濟的發展．加上他們與大陸權貴非一般的關係，其勢力更易左右香港的政治，通過小圈子產生香港立法會議員和通過小圈子產生選舉委員會成員來選出特首，把持香港的政治，形成了富豪政治，雖然區別於大陸的權貴政治，但是作用相當。
財團政治的形成自然要左右社會利益的分配，所以例如1972年港督麥理浩實行“十年建屋計畫”為180萬基層居民提供住房的公房及廉價房之類政策就被拋棄，董健華特首宣佈的八萬五千個公營房屋單位來緩解困難之類政策亦會在各種籍口中被停止，本來資本家為利潤而瘋狂是容不得稍為放鬆其社會公平制度的制約的，在回歸的政治問題困擾下的港英政府沒能面面具到，90年香港區的房價已經比81年上升了一倍多，在這基礎上國際遊資加入的熱炒下９１至９７年已升到４倍，而回歸後，政治權利被壓抑的民眾要求解決住房困難，除了要求官員們體察民情和施恩就無計可施了，回歸前香港民眾還可以反映至英國政府來解決，香港雖然比內地多了個輿論自由來作抨擊，卻無法解決問題，財團及政府可以拋出什麼“自由經濟下政府不能過多干涉”、“樓價跌了使人們負資產”、“房地產下跌摧毀了經濟”等種種謬論來抵擋和矇騙，財團有人甚至說政府若打壓樓市就將資本轉移境外作威脅，這樣回歸後反而在內地富人加入的熱炒下變本加厲地將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再一倍倍地推升，年初時最高的住房價格居稱達到８０萬元港幣一平方米。
事實上凡是熱火炒房地產的社會最終必然是要自食其惡果的，炒高房地產價格的香港商人積聚了巨大的財富，購房使用者則被吸血，但產生問題後卻往往是一再推高房地產來剌激經濟，以透支未來來製造虛假繁榮，飲鳩止渴，而泡沫總是要破的，升得越高就跌得進越慘。
香港的房地產經濟陷入泥坑，只是一再驗證房地產經濟支柱論的破產，因為事實一再證明的是：房地產的價格受限於人民大眾的收入而不能背離；房地產的消費的基礎在於人民大眾的收入，其經濟總量是受到使用限制的，產品供應不能太少亦不能太過量地製造而透支未來，不能過多用作資產投資；房地產業容易形成壟斷卻又密切關係到民生，民眾住房長期不能解決成為政治問題則影響社會穩定；房地產經濟過份膨脹虛耗資本資源並使其它產業“缺血”，同時引發通脹擾亂社會產品價格，最終必然把經濟拖入泥坑；當土地成為稀缺的資源時，房地產經濟更不適用於那個自由經濟完全出清的模型，所以說自由經濟中不應該干涉房地產經濟是極其荒謬的．房地產支柱論及其破壞經濟的惡果將使社會上人人受害，當然由此而發了財的大資本家自身更有條件減少衝擊，而事實很清楚社會的政治制度決定了誰將承擔更多，非民主制度下的弱勢群體將吃苦果更多．香港這個經濟方式傳入內地的結果是使內地產生同樣的社會問題
。
回歸後香港的民生問題在逐步惡化，既因世界經濟不景氣亦因內在的變化，長期以來特區政府沉迷於房地產經濟，政府的主要收入竟然來自賣地，樓價太高時要壓抑就更為難，現在政策幫助的廉租房數量太少，廉價房亦少而且貴，對解決住房問題完全是杯水車薪，而房地產價格畸高亦使得商業用建築和用地又成本極高，擠壓了其它產業而對經濟造成制約，加上在這種政治制度下無法調動人民大眾的智慧和力量，反而抑制了社會創新，而香港政府亦產業引導無方經常失敗，雖然現在失業率有所下降但是貧富懸殊，基尼係數長期在0.5以上，中下層的勞動者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中等檔次的屋租，僅能維持吃飯使用，也跟內地普通勞動者一樣與購買商品房絕了緣，很多年輕人北上到內地就業，在香港讀書畢業的外地人基本無法立足香港而只能回家，而內地的官商卻興高彩烈紛紛在香港建造他們享樂的天堂。
香港的制度未能完全解放人權，財團政治制度就能壓抑勞動者的組織所以工會力量不強，還有些特點就是不少香港的企業老闆與員工是親友和族親的關係，內地新移民不斷湧入又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來壓低勞動力價格，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那種以企業為家的勞動者自願無償加班的企業文化更能影響香港，香港現在的勞動大眾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加班費卻毫無保障，而工業行動（罷工）卻不高漲，勞動者處境不佳，七百萬居民中有錢人只是少數，高通脹使大眾生活每況愈下，有百幾萬下層貧困者生活得特別艱苦，街頭經常有老態龍鍾的老人顫巍巍地推一車拾來的垃圾。
政治制度決定了社會利益的分配，所以，民主制度就成了香港人民大眾的迫切需要，成了他們回歸後爭取民主的動力．去年中國權貴們用全國人大來否決了香港大眾要求的Ｏ七Ｏ八年特首與立法會員的雙普選，之後香港的泛民（民主組織的聯合）同意了財團權貴政治設計的2017年普選特首、2020年普選立法會的方案，同意民主進程再拖延十年這個妥協造成分歧使泛民分裂，而且這個雙普選並非是“直通車”，到時還有五個步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要修改需要向“人大”報告待批准；獲批後由政府送到立法會又須經三分之二通過；再經特首同意；又再報全國人大審批，這個設定可以是五個關卡，而選舉中特首候選人提名的方法，普選立法會所關係到的功能組別的廢除與否等等，都是關係到可以實質性地瓦解民主選舉的內容，所以前途是佈滿荊棘和地雷的。
這次特首選舉，有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參加競選，所謂競選在非民主的程式下只是個形式，何俊仁說明民主派參加的目的只是為了籍此來宣傳民主政治，並提醒人們絕對不要因唐、梁兩人在所謂的競選中爭鬥和互相揭發對方有道德品質及政治觀點上的問題，引起民眾的不滿而抱有何俊仁有機會勝出的幻想，因為一千二百個選委基本上非民主產生而屬於小圈子選舉，將服從大陸權貴的示意，而且當選人還要經他們批准，結果一定不會在他們的意願之外，事實果然是建制派在他們的兩個候選人都在民意較差的情況下，能夠把選票集中在其中一人身上而確保選舉不流選，讓梁振英以689票“勝”出成為新一屆的特首，不出明眼人所料：經歷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的不成功之後，中國權貴希望嘗試“黨人治港”，不過傳聞梁振英有中共背景是未經證實的。
這次唐、梁之爭其實關鍵是在他們的內部各人向選委爭取選票，面向公眾的宣傳則在其次，起當選後為施政鋪路的作用大於拉票的作用，在最後的唐、梁、何在同台答辯中，唐英年毫不留情地猛烈向梁振英進行揭底的開炮，顯示唐已經知道了內部的選票趨向，自己已經成了陪玩所以孤注一擲並一泄怒氣．唐、梁之爭引起互相揭底是不符合他們的秘密政治文化和規矩的，因此他們將這個行為說成是互相抹黑，但是在民主的選舉程式中，這不過是讓公眾瞭解候選人的一個普通環節而已，而未經證實的“揭發” 公眾只當個疑問，不會當真，候選人是不會被抹黑的，而已被證實的醜聞既然是事實又那裡談得上是抹黑呢？
這次選舉唐、梁、何分別得票為689／76/285，而且以往多次的選舉或有關的民意調查中民主派的候選人的得票、得分都不高，建制派就用得票少來攻擊民主派說香港人不重視民主不要民主，但其實雖然香港是權貴富人的樂園，他們的政治勢力特大，但是要求民主的人還占大多數，以往凡是關係到香港政治制度選擇的民意調查都是多數人要求民主，這次港大亦作了一次模擬這屆這三個人的特首選舉，結果竟有２２萬多人來踴躍投票，有５５％的人投白票（棄權）來抗議小圈子選舉，再次反映了香港人渴望民主的意向。
香港人一貫十分務實，不少人甚至務實到實用主義和短視，當受到限制只能在建制派兩人中選一個做特首就乖乖地去選，為了不讓更差的上了台，不少人還將香港的發展出路寄託在能人身上，以為能人就能救香港，這是不懂政治的表現，因為能人亦無法解決既維護財團對大眾吸血的制度而又能讓大眾公平地享受自己創造的社會成果，而且在一個無法調動港人的智慧的和能群策群力的制度中，水準怎樣高的能人也幹不了什麼，亦只能如現在這樣在困境中由內地給一點如CEPA（香港商品免稅輸入內地）和自由行之類政策幫助，以及作民生上的一些修修補補，因為高效率、高水準和高度文明的政治現代化是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管理社會才能得到的，特首的能力怎樣高都無法取代，政府團隊的水準多高也不能取代，反而，在政治現代化下則對領導人的能力要求不高，但卻能從社會選出最高水準的人來．香港人整體的文化水準和政治文化比內地高，亦已經由於人口中占了大半是內地的新舊移民而拖低了這個水準了，港人的水準高低很懸殊，因此若要確保雙普選如期真正地得到實行，香港是很需要民主政治的宣傳和教育的。
因此梁振英上臺後能做的很有限，香港很多經濟政策問題跟內地相似，為了穩定社會和拉出因房地產而陷入泥坑的經濟以及調整經濟發展，不得不限制財團的一些利益，但是又阻力重重，而梁振英的得票和公信力都比前兩任特首低，只是按香港人的看法在社會矛盾尖銳時似乎用“狼性”的梁振英比用“豬性”的唐英年來處理會有效些，但是亦利弊難料，總之都是財團權貴的管家人其差別亦大不到那裡去。
（文：珍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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