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理論上的烏托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研讀筆記之二
在《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卡爾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德文第一版序言》（205—220）中恩格斯指出，「李嘉圖理論的上述應用，——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即工人的產品屬於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直接引導到共產主義。但是，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這種應用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因為這只不過是把道德運用於經濟學而已。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規律，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於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那末這句話同經濟學沒有什麽直接的關系。我們不過是說，這些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馬克思從來不把他的共產主義要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我們眼見一天甚於一天的崩潰上；他只說了剩余價值由無酬勞動構成這個簡單的事實。但是，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其他經濟事實已經出現，因而原來的事實已經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因此，在經濟學的形式的謬誤後面，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這表明，第一，馬克思不是說怎麽做才合理或公平，而是說不這樣做必將行不通。第二，既然群眾的道德意識已經宣布資本主義雇傭制度和市場經濟是不公正的，這些經濟事實就已經過時了，就應當成為改革或革命的對象而不是方向。
在這裏，恩格斯還回答了現代西方經濟學沒有講清楚的「生產什麽，怎樣生產，生產多少」是如何決定的問題：「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個工業資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負責進行生產的，生產什麽，怎樣生產，生產多少，都隨他的意。但是，對他說來，社會需要永遠是一個未知數，無論是所需要的對象的質量、品種，還是它們的數量，都是這樣。今天還不能充分迅速供應的東西，明天可能供應得大大超過需要。盡管如此，需要畢竟是這樣那樣地好壞得到了滿足，而總的說來生產的畢竟也是需要的東西。矛盾是怎樣解決的呢？通過競爭解決的。競爭又怎樣解決問題的呢？非常簡單：凡是品種、數量不符合當前社會需要的商品，競爭就使它們的價格落到它們的勞動價值之下，通過這種曲折的途徑，使生產者感覺到，他們或者是生產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東西本身雖然需要，但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需要、成為多餘的了。……單個的商品生產者只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麽、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麽。」因此，不均衡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常態，均衡就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上的烏托邦。

工資與馬爾薩斯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非常重要地提到了工資的不同於西方經濟學中的分類：「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無論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對比關係完全表示出來。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對比關係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的勞動價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對工資卻可能降低了。假定說，一切生活資料跌價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法郎降低到兩法郎。這時，雖然工人拿這兩法郎可以買到比從前拿三法郎買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資本家的利潤比較起來，工人的工資終究是降低了。資本家（比如，一個工廠主）的利潤增加了一法郎，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卻得替資本家生產出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資本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衡了。」

在這裡，馬克思還描述了商品的價格是如何由買主和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供求關係決定的，說明了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的三個方面。而這些描述是西方經濟學中所沒有的。

最後，馬克思指出，「總括起來說：生產資本愈增加，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就愈擴大。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愈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愈劇烈，他們的工資就愈減少。……最後，上述發展進程愈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並為此而動用一切信貸機構，而『地震』也來得愈來愈頻繁，在每次地震中，商業界只是由於埋葬一部分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機來得愈益劇烈了。這種危機之所以來得愈頻繁和愈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亦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世界市場變得愈加狹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場愈益減少了，因為先前發生的每一次危機都把一些新市場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過的市場捲入了世界貿易。」如果說，過去三十年裡，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得不那麼頻繁的話，那只不過是因為那時的前蘇聯和東歐地區以及中國的市場還沒有捲入世界貿易。隨著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剩下可供美國資本家榨取的市場大大減少了，今後的危機將會來得「愈頻繁和愈劇烈」了。

在馬克思的遺稿《工資》中我們看到，「取消星期日對工人來說，純粹是損失。雇主們竭力這樣來降低工資：他們保持工資的名義數額，卻強迫工人多勞動比如十五分鐘，縮短吃午飯的時間等等」。這表明在考察名義工資時，我們不能看周工資和日工資，更不能看年工資，而要精確地計算小時工資。因而，當前飽受非議的人均年工資的統計資料，從一開始就是沒有意義的。應當計算的是，年人均小時工資和年中位數工資。前者能夠較清楚地表達工人的勞動時間與收入的真實關係，後者能夠較清楚地表明，有多少人低於這個工資水準之下。

在談到，有人向工人建議盡可能學會各種勞動時，馬克思指出，「這樣一來，在一個勞動部門中出現工人供應過剩現象，就會立即波及一切部門」。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涉及中國時，一些地方將培訓過剩的農民工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沒有注意到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將會導致失業的蔓延。

在這裡，馬克思還提到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相對工資：「為了確定相對工資，應該指出，一個塔勒對於工人和一個塔勒對於企業主有不同的價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貴的價格買更壞的東西。他的一個塔勒能買到的商品，不像企業主的一個塔勒所能買到的那樣多，那樣好。工人不得不成為揮霍者，違反一切經濟原則來進行買賣。「問題在於，「一切商品都減價，而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卻不減價，其結果便是：工人穿上破衣爛衫，他的貧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在這裡，馬克思談到了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即竭力說人口比生活資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規律的理論能夠喧囂一時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受到了資產者的歡迎。這是因為這種理論安慰了資產者的良心「責成他把冷酷無情當作一種道德義務，它將社會現象變成自然現象，並且讓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種自然現象那樣心安理得、無動於衷地來靜觀無產階級大批餓死，另一方面，把無產階級的貧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過並主張因此懲罰它。它說什麼無產階級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並用道德監督的辦法來限制自然規律的有害發展。」

http://blog.gmw.cn/blog-37098-139346.html

陸港衝突一觸即發

來源：布魯金斯學會 2012年10月

執筆：Ray Yep

編譯：寒若

對香港而言，2012年10月1日不是普通的一天。這一天原本將進行一年一度的十一慶典，但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噩夢。一場悲劇沖淡了節日的氣氛：兩船在香港南丫島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載有多名兒童及其他乘客的客輪開始下沉。事故令當地民眾感到震驚，很多人徹夜焦急地等待著救援行動的最新消息，但他們的祈禱並未得到回應。事故導致了38人死亡，多人嚴重受傷。悲傷之情彌漫在整個城市。

然而，隨後爆發的針對對事故表達同情的大陸官員的批評聲浪蓋過了悲傷的情緒。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李剛拜訪了事故的受害者，並為援救行動提供了幫助。但他被指責破壞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威。之後北京發出指示要求當地政府盡最大努力應對危機，這些“指令”更加助燃了對立的情緒。對大陸官員任何形式的介入的厭惡感壓倒了在危機和絕望時期常常浮現的團結本能。對很多人來說，北京在此事件中的行為是露骨地對香港政府享有的自治權進行干預，並證實了“京人治港”這一愈發凸顯的趨勢。

曾經蜜月

海外觀察家可能會覺得香港人此時表現出的反北京情緒與前不久在爭取釣魚島主權的運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難以協調起來。和來自臺灣的行動人士一道，香港的抗議者進行了一次危險的遠航，並成功地於2012年8月登上了釣魚島的主島。這一象徵性的勝利成為了隨後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爆發的反日遊行的導火索。這一英勇的舉動無疑表達了對中華民族尊嚴的關切，而且，儘管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內香港都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港人一直十分關注大陸的福祉。對自然災害受害者的慷慨捐贈、對異議分子的關注，均能夠充分表明兩地中華民族之間緊密的聯繫。然而，在愛國主義表像之下，一股敵視內地干預的暗流近年來正在急速發展。

與大陸經濟一體化這一不可逆轉的進程固然令香港經濟保持增長，但當地居民越來越覺得兩岸交流帶來的壓力之大難以承受。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始於1980年代的後毛時代改革。中國四個經濟特區（為吸引外國投資而設立的試點）中的三個都位於廣東省，香港的投資者正是首當其衝的目標。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與龐大的市場令香港的製造業為之歡欣鼓舞，這也引發了將工廠北遷的浪潮。北京於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更為這一進程增添了能量。

但是，2003年“非典”的爆發預示著兩地的一體化程度開始達到新的層次。此次危機令香港的經濟嚴重受挫，與此同時，北京解除了兩地間資本、服務和人口流動的諸多限制。《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加快兩地交流的主要機制，受到了香港商界的熱情歡迎，他們將其視為一針適時的強心劑。結果就是，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內地人被允許前往香港遊覽，香港商界也在內地獲得了更多的貿易機會。另一方面，當地的金融機構越來越依賴內地企業在香港公開上市或是人民幣相關業務所產生的收益。

風暴來襲

在不斷湧入的購買力與資本強力地刺激著經濟增長的同時，改進當地的基礎設施與服務以滿足增長的需求就成為了一件揮之不去的任務。港人開始愈發對擁擠的街道以及遊客過多導致的日用品短缺感到憤怒。低收入群體可能將通貨膨脹歸咎于內地消費者無法滿足的需求，有抱負的中產階級則將內地競爭者的到來視作爭取職業晉升、學術成就以及提高生活水準的主要障礙。生活方式、習慣和社會禮節上的差異更加激化了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緊張和不安。

對內地入侵的沮喪和緊張感還不僅僅出於物質考慮。天安門事件一直是港人精神創傷及對大陸當局想像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地官員腐敗滋生，侵犯人權和新聞自由事例的漫長清單，以及統治的威權性質都使得港人很難對中央政府產生好感。漸漸地，港人開始覺得與內地的親近可能會葬送掉一些值得珍視的傳統。

港人的恐懼還源自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在權力上的不對等。根據《憲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下屬單位。《基本法》賦予了特區政府在多數問題（尤其是內部事務）上的自治權。但特首選舉方法的非民主性質以及北京對此過程的強大影響，促使很多人相信這一職務永遠沒有足夠的權威和勇氣抵抗來自北京的壓力，以維護香港本地的利益。立法會的人員構成強化了這一顧慮：僅有半數立法委員是由直接選舉產生。

2012年夏季飽受爭議的“國民教育”事件終於令港人的猜疑和恐懼爆發，這一面向所有中小學的強制性課程原定將於2012至2013學年生效，旨在增強香港的民族認同感。儘管多數父母認為孩子們理應更多地瞭解自己的祖國，但課程內容卻讓他們震驚了。對“洗腦”的集體恐懼最終演變成長達一周的對特區政府的包圍以及馬拉松式的絕食抗議。最後，政府對課程作出大幅讓步，允許學校自己選擇是否落實這門課程，這場風暴終於得以平息。

陸港政治暗角力

更為重要的是，對內地干預的反感正在重塑香港的政治圖景。在2012年夏季的立法會選舉中，人們真正在意的只有一個議題：抵抗來自內地的影響。基於恐懼的動員，取代了社會問題、民主化、經濟發展等議題，成為了最為有效的競選策略。儘管親民主陣營與親建制陣營所獲得的選票並未發生太大變化，但民主黨這一曾經的民主陣營旗幟成為了選舉的大輸家。

民主黨與北京就憲政改革達成的協議被政敵描繪為對香港的背叛，是為香港人民爭取普選權過程中的倒退。在這種氣氛下，民主黨在2012年選舉中遭到了沉重打擊，主張對北京毫不妥協的政黨則成為了大贏家。2010年時，激進的團體如人民力量、社會民主連線通過發動一場香港範圍的補選，實際上操縱了立法會選舉系統。這次補選是為了填補五名辭職的立法委員留下的空缺而進行，由於全區均可投票，組織者希望將此次補選視作一次“變相公投”。儘管受到了非議，但這些政黨的得票率上升了超過50%。同意將過去的15年視作內地殖民時期的選民規模迅速擴大。

北京同樣對當前的香港局勢感到不安。考慮到自1997年以來對香港慷慨的經濟支持，以及在2010年批准憲政改革的政治讓步，中國領導人覺得香港人民的反感是難以理解的。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只是在以權宜之計解釋香港的抗議和抵抗運動：這是由於海外“黑手”的參與。這一國際陰謀論認為，中國的異議運動主要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操縱的結果，而不是政府錯誤政策的受害者的自發行為。根據這種思維，香港是這一國際陰謀擴張的結果，美國人和英國人常常是幕後的嫌疑人。這一思維在2011年底暴露無遺，當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點名抨擊了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蘇棣，稱他是干預香港事務的外部勢力。

隨著港人對內地的怒火越來越旺，北京的決策者中可能會有人擔心香港成為外部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就是北京應對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選項，這一條款就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多項條文作出了立法指引。二十三條當然是最明顯的一枚潛在的炸彈，但另一爭議事件可能更早地對香港造成傷害。

以普選權為主要目標的政改將在2017年以前得到解決，全國人大將這一年列為直選特首的最早年份。當然，即使最樂觀的人也不會期待北京會拿出一份徹底民主的提案。然而，香港政治舞臺上的激進分子會受此鼓舞，牢牢守住自己的道德制高點。他們還可能注意到了民主黨敗選所傳達的資訊，拒絕接受任何妥協性的方案。由於溫和分子在選舉中遭遇慘敗，民主派再也不能承擔被視作叛徒的後果，這將不啻於政治自殺。由於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將直接與北京對峙視作維護香港利益的最有效途徑，未來很可能出現更具煽動性、甚至更暴力的抗議形式。部分市民社會與特區政府之間甚至有可能陷入徹底隔絕的境地。這將是對北京耐心和寬容度底線的考驗。

統一的負面榜樣

作為後1997時代香港政治敏銳的觀察者，臺灣一定會對香港局勢的最新進展感到不安。尤其是在馬英九主政下主張與北京進一步加強聯繫的國民黨，可能會謹慎地考慮如香港那樣不受制衡地融入大陸會導致的混亂後果。

和在香港的情況一樣，對於裹足不前的臺灣經濟而言，資本流入和貿易機會固然是利好的刺激因素，但對大陸經濟過度依賴的感覺將削弱臺灣公眾眼中的“政府”威信。馬英九“政府”充分意識到了一個發展良好的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所謂泛綠陣營要比香港的激進分子更加善於利用對大陸的恐懼和反感——直到臺灣能夠在各階層之間公正地分配經濟一體化的成果與成本，放緩與大陸交流的速度與規模都將是短期內最為安全的措施。不過，儘管泛藍和泛綠陣營的估計大相徑庭，但雙方仍享有一些共識：正如香港經驗所表明的，對於未來的統一對話而言，“一國兩制”模式無法取得成功。

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3/view-3755824.htm

簡評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特首選舉

97年的回歸使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過了居民外遷和資本外流、各種社會機構撤離和作重新佈局等等一輪動盪使香港元氣大傷，即使之後不少居民和資本回流也無法復原，而為了防止香港的動盪和平穩過渡中英兩政府都為此作了不少努力，香港的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更是在立法會選舉中將功能組別範圍擴大來增加民主，儘量保障人民的自由，但是卻被大陸政府斥之為變相民主選舉而抵制，這反映了在兩種社會制度無法相容之下事情的難辦，香港只能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內地開放改革而向境外資本開放市場，香港近水樓臺最先大規模進入內地投資，特別是那些大財團如魚得水，外資進入大陸後普遍與內地官員建立不尋常的關係，企業的級別高低與官員級別高低對應，尤其是香港資本。但是香港產業向內地的遷移降低了成本卻帶來香港產業的空心化，影響了大眾的就業，回歸後香港政府的管治水平又大不如前，如果能以民主體制調動全港人民來群策群力地建設香港，香港可再營造活力去發展，可惜事與願違，缺乏活力的香港經濟上變得依賴內地，政治上受內地牽制，加上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關係之密切，幾乎如一家人分居兩地，有關包括出國移民出入境和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很多事務都離不開內地的政府，巨大的國家資源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利益而對香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對香港的財團和官僚，結果成長於資本主義的香港商人和政府官僚因此紛紛投入大陸政權的懷抱中，並將民族主義拿來作遮羞布掩飾其牟利行為，而這亦反映了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傳統儒教文化糟粕唯利是圖頑疾的難除。

香港目前的政治是香港大財團主導下的政治，為首的是兩個李、郭、鄭、包、吳六大家族，他們在經濟上壟斷了房地產和把持了相當數量的公用、公共報務業，據報導他們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已占股市總值的14.7％，其形成的卡特爾聯盟左右了香港的經濟，在很多重要行業阻礙資本的自由進入，制約了香港自由經濟的發展．加上他們與大陸權貴非一般的關係，其勢力更易左右香港的政治，通過小圈子產生香港立法會議員和通過小圈子產生選舉委員會成員來選出特首，把持香港的政治，形成了富豪政治，雖然區別於大陸的權貴政治，但是作用相當。

財團政治的形成自然要左右社會利益的分配，所以例如1972年港督麥理浩實行“十年建屋計畫”為180萬基層居民提供住房的公房及廉價房之類政策就被拋棄，董健華特首宣佈的八萬五千個公營房屋單位來緩解困難之類政策亦會在各種籍口中被停止，本來資本家為利潤而瘋狂是容不得稍為放鬆其社會公平制度的制約的，在回歸的政治問題困擾下的港英政府沒能面面具到，90年香港區的房價已經比81年上升了一倍多，在這基礎上國際遊資加入的熱炒下９１至９７年已升到４倍，而回歸後，政治權利被壓抑的民眾要求解決住房困難，除了要求官員們體察民情和施恩就無計可施了，回歸前香港民眾還可以反映至英國政府來解決，香港雖然比內地多了個輿論自由來作抨擊，卻無法解決問題，財團及政府可以拋出什麼“自由經濟下政府不能過多干涉”、“樓價跌了使人們負資產”、“房地產下跌摧毀了經濟”等種種謬論來抵擋和矇騙，財團有人甚至說政府若打壓樓市就將資本轉移境外作威脅，這樣回歸後反而在內地富人加入的熱炒下變本加厲地將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再一倍倍地推升，年初時最高的住房價格居稱達到８０萬元港幣一平方米。

事實上凡是熱火炒房地產的社會最終必然是要自食其惡果的，炒高房地產價格的香港商人積聚了巨大的財富，購房使用者則被吸血，但產生問題後卻往往是一再推高房地產來剌激經濟，以透支未來來製造虛假繁榮，飲鳩止渴，而泡沫總是要破的，升得越高就跌得進越慘。

香港的房地產經濟陷入泥坑，只是一再驗證房地產經濟支柱論的破產，因為事實一再證明的是：房地產的價格受限於人民大眾的收入而不能背離；房地產的消費的基礎在於人民大眾的收入，其經濟總量是受到使用限制的，產品供應不能太少亦不能太過量地製造而透支未來，不能過多用作資產投資；房地產業容易形成壟斷卻又密切關係到民生，民眾住房長期不能解決成為政治問題則影響社會穩定；房地產經濟過份膨脹虛耗資本資源並使其它產業“缺血”，同時引發通脹擾亂社會產品價格，最終必然把經濟拖入泥坑；當土地成為稀缺的資源時，房地產經濟更不適用於那個自由經濟完全出清的模型，所以說自由經濟中不應該干涉房地產經濟是極其荒謬的．房地產支柱論及其破壞經濟的惡果將使社會上人人受害，當然由此而發了財的大資本家自身更有條件減少衝擊，而事實很清楚社會的政治制度決定了誰將承擔更多，非民主制度下的弱勢群體將吃苦果更多．香港這個經濟方式傳入內地的結果是使內地產生同樣的社會問題
。
回歸後香港的民生問題在逐步惡化，既因世界經濟不景氣亦因內在的變化，長期以來特區政府沉迷於房地產經濟，政府的主要收入竟然來自賣地，樓價太高時要壓抑就更為難，現在政策幫助的廉租房數量太少，廉價房亦少而且貴，對解決住房問題完全是杯水車薪，而房地產價格畸高亦使得商業用建築和用地又成本極高，擠壓了其它產業而對經濟造成制約，加上在這種政治制度下無法調動人民大眾的智慧和力量，反而抑制了社會創新，而香港政府亦產業引導無方經常失敗，雖然現在失業率有所下降但是貧富懸殊，基尼係數長期在0.5以上，中下層的勞動者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中等檔次的屋租，僅能維持吃飯使用，也跟內地普通勞動者一樣與購買商品房絕了緣，很多年輕人北上到內地就業，在香港讀書畢業的外地人基本無法立足香港而只能回家，而內地的官商卻興高彩烈紛紛在香港建造他們享樂的天堂。

香港的制度未能完全解放人權，財團政治制度就能壓抑勞動者的組織所以工會力量不強，還有些特點就是不少香港的企業老闆與員工是親友和族親的關係，內地新移民不斷湧入又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來壓低勞動力價格，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那種以企業為家的勞動者自願無償加班的企業文化更能影響香港，香港現在的勞動大眾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加班費卻毫無保障，而工業行動（罷工）卻不高漲，勞動者處境不佳，七百萬居民中有錢人只是少數，高通脹使大眾生活每況愈下，有百幾萬下層貧困者生活得特別艱苦，街頭經常有老態龍鍾的老人顫巍巍地推一車拾來的垃圾。

政治制度決定了社會利益的分配，所以，民主制度就成了香港人民大眾的迫切需要，成了他們回歸後爭取民主的動力．去年中國權貴們用全國人大來否決了香港大眾要求的Ｏ七Ｏ八年特首與立法會員的雙普選，之後香港的泛民（民主組織的聯合）同意了財團權貴政治設計的2017年普選特首、2020年普選立法會的方案，同意民主進程再拖延十年這個妥協造成分歧使泛民分裂，而且這個雙普選並非是“直通車”，到時還有五個步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要修改需要向“人大”報告待批准；獲批後由政府送到立法會又須經三分之二通過；再經特首同意；又再報全國人大審批，這個設定可以是五個關卡，而選舉中特首候選人提名的方法，普選立法會所關係到的功能組別的廢除與否等等，都是關係到可以實質性地瓦解民主選舉的內容，所以前途是佈滿荊棘和地雷的。

這次特首選舉，有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參加競選，所謂競選在非民主的程式下只是個形式，何俊仁說明民主派參加的目的只是為了籍此來宣傳民主政治，並提醒人們絕對不要因唐、梁兩人在所謂的競選中爭鬥和互相揭發對方有道德品質及政治觀點上的問題，引起民眾的不滿而抱有何俊仁有機會勝出的幻想，因為一千二百個選委基本上非民主產生而屬於小圈子選舉，將服從大陸權貴的示意，而且當選人還要經他們批准，結果一定不會在他們的意願之外，事實果然是建制派在他們的兩個候選人都在民意較差的情況下，能夠把選票集中在其中一人身上而確保選舉不流選，讓梁振英以689票“勝”出成為新一屆的特首，不出明眼人所料：經歷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的不成功之後，中國權貴希望嘗試“黨人治港”，不過傳聞梁振英有中共背景是未經證實的。

這次唐、梁之爭其實關鍵是在他們的內部各人向選委爭取選票，面向公眾的宣傳則在其次，起當選後為施政鋪路的作用大於拉票的作用，在最後的唐、梁、何在同台答辯中，唐英年毫不留情地猛烈向梁振英進行揭底的開炮，顯示唐已經知道了內部的選票趨向，自己已經成了陪玩所以孤注一擲並一泄怒氣．唐、梁之爭引起互相揭底是不符合他們的秘密政治文化和規矩的，因此他們將這個行為說成是互相抹黑，但是在民主的選舉程式中，這不過是讓公眾瞭解候選人的一個普通環節而已，而未經證實的“揭發” 公眾只當個疑問，不會當真，候選人是不會被抹黑的，而已被證實的醜聞既然是事實又那裡談得上是抹黑呢？

這次選舉唐、梁、何分別得票為689／76/285，而且以往多次的選舉或有關的民意調查中民主派的候選人的得票、得分都不高，建制派就用得票少來攻擊民主派說香港人不重視民主不要民主，但其實雖然香港是權貴富人的樂園，他們的政治勢力特大，但是要求民主的人還占大多數，以往凡是關係到香港政治制度選擇的民意調查都是多數人要求民主，這次港大亦作了一次模擬這屆這三個人的特首選舉，結果竟有２２萬多人來踴躍投票，有５５％的人投白票（棄權）來抗議小圈子選舉，再次反映了香港人渴望民主的意向。

香港人一貫十分務實，不少人甚至務實到實用主義和短視，當受到限制只能在建制派兩人中選一個做特首就乖乖地去選，為了不讓更差的上了台，不少人還將香港的發展出路寄託在能人身上，以為能人就能救香港，這是不懂政治的表現，因為能人亦無法解決既維護財團對大眾吸血的制度而又能讓大眾公平地享受自己創造的社會成果，而且在一個無法調動港人的智慧的和能群策群力的制度中，水準怎樣高的能人也幹不了什麼，亦只能如現在這樣在困境中由內地給一點如CEPA（香港商品免稅輸入內地）和自由行之類政策幫助，以及作民生上的一些修修補補，因為高效率、高水準和高度文明的政治現代化是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管理社會才能得到的，特首的能力怎樣高都無法取代，政府團隊的水準多高也不能取代，反而，在政治現代化下則對領導人的能力要求不高，但卻能從社會選出最高水準的人來．香港人整體的文化水準和政治文化比內地高，亦已經由於人口中占了大半是內地的新舊移民而拖低了這個水準了，港人的水準高低很懸殊，因此若要確保雙普選如期真正地得到實行，香港是很需要民主政治的宣傳和教育的。

因此梁振英上臺後能做的很有限，香港很多經濟政策問題跟內地相似，為了穩定社會和拉出因房地產而陷入泥坑的經濟以及調整經濟發展，不得不限制財團的一些利益，但是又阻力重重，而梁振英的得票和公信力都比前兩任特首低，只是按香港人的看法在社會矛盾尖銳時似乎用“狼性”的梁振英比用“豬性”的唐英年來處理會有效些，但是亦利弊難料，總之都是財團權貴的管家人其差別亦大不到那裡去。
（文：珍視明）

全球資本主義何去何從（下）

一、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兩大策略

本文上篇大致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已從5年前（2007秋季）開始進入了經濟停滯、下跌趨勢，而且這「歷史長波」乃是不見反轉、上升曙光的長期趨勢，甚至極有可能過去將近160餘年的歷史長波規律（景氣繁榮上升趨勢約25年、停滯、蕭條而下跌趨勢約25年），都已不復再現！

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每個歷史階段的形成（即從長期下跌趨勢的谷底從新翻身向上發展的過程），都必須以根本性的生產技術的創新突破為前提，從而帶來了嶄新的產業並以此為主軸來塑造出新的產業結構來生產、行銷與資本積累。這新生產技術突破創新乃是資本主義真正的利潤核心，即在基本生產面上能生產大量的剩餘價值，從而才能在市場交換中實現這勞動實踐的剩餘價值。若脫離了這基本面，主要靠金融資本的炒作或週轉來獲利，只能相對性的短暫於一時，而終究不敵泡沫化。

然而，本文上篇也指出，雖然1990年代初資訊科技的生產技術創新突破，遠超於前三次的工業革命歷次成果，但由於當前金融資本的精細滲透運作、以其多元化的衍生商品的炒做，早已將其日後獲利的成果提早以各種金融商品方式（如風險基金、創業投資分紅配股、股票市場的首次上市銷售股票等）而榨乾殆盡了。因此，即使資訊科技所帶動的整體經濟繁榮與空前利潤，都只能是在大幅縮短繁榮時間，而迅速步入下跌、停滯的困局中。因此，這次歷史長波的上升趨勢，不再是歷次以來的25年為週期，而是10年不到的短促階段。

從上述的趨勢來看，我們可以總結，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在經濟上，試圖轉危為安的總體策略，不外乎兩種手段。

其一，目前處於停滯時期的資本主義各國，以不具實質剩餘價值的金融資本信貸方式，透過國家機制以舉國借債（財政赤字）、濫印紙鈔（通貨膨脹）、大降本國匯率（刺激出口）、甚至是溫和的個人消費信貸（鼓勵信用卡消費）來刺激投資、鼓勵消費。另一方面，這金融資本的信貸操作，畢竟是過渡期的權宜之計，真正能扭轉長期下跌趨勢是還是基本面，即生產技術的創新來帶動整體經濟結構轉型，這才是資本主義真正起死回生的關鍵，此其二。這也是本文上篇所指出的，當前資本主義先進國大都是結合了凱恩斯主義的金融資本操作與新自由主義的保護生產投資基本面，這兩大策略來運作的。

然而，以這兩個策略方向來看，全球資本主義的中長期趨勢都是非常嚴峻險惡的。上述第二個策略（生產技術創新）雖符合資本主義實質發展所需（創造出實質的利潤），但它如今已與金融資本結合起來，其所創造出來的利潤早已被早先已預支、已花費的信貸所消耗殆盡，而不可能有全盤資本積累的新動能來重新推動資本主義發展。而第一個策略（金融信貸），乃是飲鴆止渴的純粹以債養債來度日，只會將資本泡沫吹得越來越大，一旦真實的剩餘價值（實質利潤）不能到位，這泡沫就要應聲而破！

在這了解下，近日日本史無前例的大膽而激進，可說是最後攤牌式的經濟政策，就充分印證本文上篇的理論分析。以下，我們將簡要論述日本近日經濟政策的現實狀況，並分析其可能趨勢。

二、日本停滯發展的困局

近日日本政府宣佈：為了力抗通貨緊縮、長期的經濟發展停滯局面，日本將從明年（2014年)開始推動無限期的每月購買約4兆2千6百億元台幣的國債等資產（約為目前年度生產總毛1額的3分之1）。在這大量供應貨幣的經濟政策下，即使通膨也是次要問題，所以通膨目標將提高一倍而達2％。日本這種貨幣供應寬鬆政策（即「量化寬鬆」），與這兩年以來的美國、歐盟各國的貨幣供應寬鬆政策相較起來，更顯得觸目驚心。

美國近兩年來的兩次量化寬鬆政策，每月買債850億美元，一年金額約占其GDP約6.3％左右，但日本購買資產金額卻達到GDP的28％。

許多分析家已指出， 由於日本長期運用財政赤字政策，日本早已深陷赤字惡性循環，目前近15兆美元的國債規模已是其GDP的2.37倍，遠高於歐債危機中的義大利。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預期，日本政府總負債額今年將增至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37％，這意味日本將是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日本總負債額佔其GDP比例的第一名，遠高過目前已深陷經濟危機之希臘的198％及義大利的126％！

那麼，日本政府如今不顧後果而以史無前例的金融政策來刺激消費、生產投資，有何正面可能呢？

▲公布股票價格指數的看板，倒映走在東京街頭的民眾，圖攝於2011年3月14日。（圖文／路透）

簡單的說，在日本這種非常特殊的高齡化、保守內斂民情的社會裡，這金融信貸政策的實際效果恐怕非常有限。最直接的理由是，日本社會其實是一個大量資本真正停滯運作的社會經濟體！據日本銀行公佈，日本民眾放在自己家裏或公司裡自行保管的「衣櫥儲金」，總額高達82兆3千億日圓（26兆3千億新台幣），這都是典型的脫離資本循環運作的資金，不與資本循環過程中之借貸、生產或消費發生任何關係，如同與資本主義無關的紙鈔而已。

而且，日本是一個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超過總人口比例的23％，這些高齡老人的消費與投資行為乃是相對的消極傾向，也難以以大量的信貸資金來催動他們的積極消費與投資。

換言之，日本當前根本不是資金欠缺、貨幣供應不足的問題，而是資本積累過剩、民眾欠缺消費、投資誘因的生活方式。以此來看，日本政府即使再無限量提供貨幣，恐怕尚未對症下藥來挽救日本長期低迷的經濟局面。

日本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另一個負面作用，乃是日圓的匯率會大幅貶值。這直接的利益是幫助日本出口競爭力，但這同時會引起其他也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國家，如南韓甚至中國大陸，也開始競相效尤互相競貶其匯率。而若各國都同時競貶，惟美國之美元匯率不變的話，那就反過來造成美國出口衰退，這就會使得已深限困局的美國，這全球第一大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更加險惡。如此一來，美國豈能不加入國際匯率的戰局呢？

這全球國際匯率的混戰，目前顯然尚難以釐清最後結果，但可確知的是：未來全球資本主義必然會在金融資本基本架構上持續的混亂波動、傾軋，而極度的不穩定。

一個沒有穩定國際金融的運作機制，一個無法以生產技術突破帶來長久利潤的全球資本主義，請問：它何來光明的前景呢？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全球資本主義何去何從（上）

一、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轉折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已到了關鍵的歷史轉折點。這轉折點所面對的是極端的二選一之兩極發展：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從大好的方向來說，如果全球資本主義能於近3至5年內突破嚴峻考驗，各先進國能一定程度的擺脫鉅額國債、大幅降低失業率並從而安穩發展，則全球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以及其相應的統治力量將一片看好，因為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不是百足之蟲，不僅不會死而不僵，而是春風吹又生。即，資本主義顯然已重新找到其基本生產技術的創新突破、整體平均利潤率的大幅提高等等，而重拾其內在豐沛的驅動力，重新展開其新的歷史階段。（註1）

從大壞的方向來看，若在未來3、5年內（甚至更短），全球資本主義無法再繼續以目前這種以債養債、以金融資本操作來獲取主要利潤方式來支撐下去，則全球資本主義至少會在少數幾個先進國或中型經濟體開始爆發帳面上的破產。而且，從2008年之後的第二次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不僅僅是金融體系方面，而是包括生產資本的總體經濟）、更嚴重的全面倒退、大蕭條都極有可能出現。

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這句台灣讀者極為熟悉的話，深刻地反映了當前全球資本主義正走在兩極方向的關鍵點上。本文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角度，來檢討這問題。本文將以上下兩篇來處理，上篇內容在於簡要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以及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陷於長期停滯的歷史脈絡。下篇，則將集中討論日本當前的經濟政策，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未來可能變化的選項。

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分析模式，乃是以歷史階段為分析範疇來進行論證的。所謂歷史階段分析範疇，簡單的說，就是針對當時基本生產技術為主軸發展的產業結構（如當前的資訊科技、網絡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對資本主義社會各種衝突、危機管理的策略操作方式（如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等），並輔以各國總體產業之平均利潤率之上升或下降的長期趨勢（歷史長波）觀察，來綜合性的分析其階段性質。

也就是說，由於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它是恆處於自我矛盾與不可遏止的衝突之中，而全面的危機是否爆發，端視其一方面是否能發展出基本生產技術的創新突破，成為轉化整體產業結構、大幅提昇整體平均利潤率的契機；另一方面，則要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否能在意識形態、物質利益分配操作上對危機能有效管理、轉移，而能延宕危機爆發或將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負面效應控制在可承載範圍內。

▲聯準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出席在華盛頓國會山莊舉行的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圖攝於2011年7月13日。（圖文／路透）

但這兩方面的操作管理，還是有主次先後的。前者乃是根本的物質基礎，即真正能讓資本主義在某一歷史階段起死回生、重振雄風的畢竟是生產技術的真正創新突破（如幾次重大的工業革命，從最早期的蒸汽機改變了整體製造業的動力來源、二十世紀中期的電力、化工業的技術突破，開拓了石化產業、民生消費品等鉅大市場商機、到近期的資訊科技等）。一旦這些基本生產技術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則整體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不僅會大幅提昇（因為幾乎都是新開發市場，只有獨家或少數幾家企業壟斷利潤，所以可避開市場全面競爭，而恣意提高利潤率），而且這基本生產技術由創新到逐漸全面的成熟化而成為社會一般生產水平，就會歷經漫長時間。所以由這新生產技術所主導的發展過程，就會形成一個客觀的歷史階段。

不言可喻，在這新的生產技術全面發展過程中，其國家機器就會在產經政策擬定執行與社會氛圍操控上，無所不用其極地配合其產業結構轉型、企業營運發展。例如，在生產端上，政府往往會獎勵投資相關產業的各種優惠稅率、大幅降低銀行利率來提供低廉資金成本。而在消費端方面，則會以寬鬆的貨幣政策鼓勵消費信貸、或低利率或低門檻的房貸政策（如美國的次級房貸）等。

總結來說，近百多年來的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之所以能「關關難過關關過」，從一個歷史階段歷經其內部種種危機與衝突後，居然又過渡、發展出新的歷史階段（例如從19世紀末開始的各先進國之間慘烈殖民地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國際分工到近期的全球化等階段），基本上，乃是資本主義充分掌控了將基本生產技術創新轉化為壟斷利潤與全面的平均利潤提昇，並配合了相應的衝突管理政策。所以，當新生產技術出而使得平均利潤率全面上升時期能長達約為25年之久，而當這新生產技術逐漸成熟老化，使得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整體經濟開始長期衰疲時（也約為25年），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機器則以各種衝突管理手段來控制危機、減緩負面衝擊，並等待下一波新的生產技術出現重新帶領資本主義跨入新的歷史階段。

三、1990 年代以來的危機趨勢

但上述有充分客觀數據印證的百餘年之歷史長波軌跡，在最近一次的新生產技術重大創新突破後（1990年代的資訊科技），卻顯然已遭破壞而再也不適用了。

簡要的說，資訊科技大起於1990年代初，風起雲湧地徹底改造了既有的產業結構，先進國的整體平均利潤率也向上大幅提昇，但這上升趨勢卻力道不足，只走了短短的10年，就開始耗竭其動能，其生產製造面的實質利潤（即剩餘價值）已開始下跌。從2000年起，美國資本主義社會雖仍能保持繁榮，消費、房貸市場等還是一片景氣，但這實質上是乞靈於金融資本炒作來支撐的泡沫而已（美國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來鼓勵消費信貸；見下文分析）。

換言之，即使是號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資訊科技之全面創新突破，也無法如過去歷次基本生產技術出現一樣，帶來長遠而穩定的景氣繁榮之歷史上升長波，從而開啟新的歷史階段。這主要是人類的科技發展已達到了非常成熟的境界，而幾乎難以再有如過去一般帶來大幅、持久的人類勞動投入的空間，反而是以更多的自動化設備來取代一般勞動力，或僅需越來越少、越來越專業的智力勞動來投入勞務服務（如資訊工程師、金融分析師、專案管理人等）。

資本主義的基本面之利基點是越來越集中、專精，以確保其利潤時，這也意味著被排除在外的一般勞動力人口會越來越多──因為他們與資本的利潤無關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矛盾：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時，失業率也正同步地大幅提高！但對於資本主義運作更關鍵的是：當活勞動投入實際生產活動越來越少時，資本的實質利潤就會不斷降低，因為實質利潤的唯一來源乃是人類活勞動！

▲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時，失業率也正同步地大幅提高，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矛盾。2011年8月15日，紐約民眾排隊等候進入工作博覽會。（圖文／路透）

面對這雙重危機（平均利潤率下跌、失業提高），百餘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分別針對了供應面（生產端）與需求面（消費端），發展出截然不同取向的政策，即強調供應面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與著重在消費需求的凱恩斯主義。前者認為，真正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乃是生產基本面，所以應撤除對投資生產的種種規範限制（從寬鬆的環保規範到低稅率、撤除關稅等），讓資金、人力可自由流動。後者則以政府財政赤字、寬鬆貨幣供應來膨脹消費信用，冀望以消費需求來帶動投資生產。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上述這兩種政策取向，事實上，已在1990年代後精巧地結合起來，雙軌並行而未偏廢一方。例如，從1970年代末開始發展個人電腦業，而在1990年代開花結果的資訊科技產業，雖確如過去以往幾次工業革命一般，帶來了全面產業結構的轉型，更有力地全面提昇整體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率。但這歷史上升趨勢卻在1990年代後如強弩之末，其實質利潤率迅速地消落，到了2000年就開始股市大跌、失業率開始升高，總體經濟陷入一片愁雲慘霧，許多經濟學家預言美國經濟要開始進入停滯時代。而美國因應總體經濟趨勢的前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的良策就是迅速降低利率，以低廉資金成本讓資本家能以金融資本為主要操形式來開拓或炒作市場，尤其是個人信貸消費與個人信貸之房地市場，從而大幅縮短景氣循環的低迷階段，來不斷刺激經濟繁榮。美國的次級房貸就是在這背景下出現成形，而急速地擴張興盛的。（註2）

從2000年至2007年中期，這長達7年之久的美國經濟繁榮，幾乎完全是建立上述的金融資本精巧操作的信用消費、信用房產的基礎上，以至於一旦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為了避免這投機泡沫硬著陸而開始逐步提高貸款利率，就立即引爆美國次級房貸的崩盤。（註3）這是因為大部分的貸借者不是本身根本沒有足夠收入來承擔一般房貸利息，就是短線炒作投機客，所以 一旦房貸的貸款利率回歸到正常水平，就是這些不具實質購買力與投機客全面退場時刻，而造成全面連鎖效應的市場崩盤。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為了避免投機泡沫硬著陸而開始逐步提高貸款利率，立即引爆美國次級房貸的崩盤。圖為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的法拍屋，攝於2009年3月4日。（圖文／路透）

四、金融資本主義的泡沫化

從2007年中開始，先從美國本土的次級市場房貸崩盤開始，到2008年秋季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然後是2009年開始直到2012年擴大的歐債危機（除了最早爆發債務危機的冰島外，主要是歐盟5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這5年來的全球各地區此起彼落的經濟危機，實際上卻是以全球金融資本操作為主軸而緊密相連的連鎖反應。

依次來看，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市場的崩盤，標誌了美國長達7年的信貸消費經濟正式結束。在這時間點之後，美國國內消費市場、一般信貸金融操作開始急遽緊縮，而在一年後就引爆了美國、歐洲各先進國之整體金融市場崩盤，金融信用交易全面停擺的史無前例的全球金融風暴。

然而，全球金融市場崩盤的局面卻在各先進國中央銀行、財政部與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通力而即時合作下，非常迅速地以無上限的財政赤字、無限量的貨幣提供方式來撥款借貸，或乾脆以政府管理人的角色入主已實質破產的保險公司（如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AIG美國國際集團）、投資機構（如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等。據2009年的報導，單單在2008年為了救助美國金融市場與各大投資機構，美國政府至少投入了3.8兆美元（約110兆新台幣，或約台灣目前水平的10年國內生產毛額）！而歐盟各國約投入7兆6千億台幣來救歐洲各國金融市場。在這史無前例的龐大規模資金即時挹注下，全球金融風暴有如奇蹟般地非常快捷的過去──但後續的發展證明：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止血現象而已，更深沉的危機癥結並未觸及解決。

歷經了次級房貸與全球金融風暴衝擊後，美國與歐盟主要國家的元氣已大傷，但更重要的是，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也是中國大陸等各新興國家出口商品的終極市場之歐美各國，已不再能作為推動全球資本主義大力發展的動能引擎。歐美各國在泡沫經濟消逝後，就必須回歸到基本面生產來獲取利潤，以實質購買力的水平來進行經濟活動。但這實質成長既然已無法再依賴過去的金融資本來炒作，就顯然需要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來逐步做到。

因此，在這金融風暴後，全球資本主義就開始陷入長期（至少5年以上）停滯，而在可預見的未來，基於上述各種現實因素（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的長波趨勢、歐美金融資本炒作的終結、與歐美全球消費市場的大幅萎縮等），我們可以斷言，全球資本主義基本上將持續在谷底反覆打底，而且是看不到真正歷史長波的反轉向上發展。如果這斷言可以成立，這也同時意味著從1980年代以來，整整走了30餘年的新自由主義與政府赤字、鼓勵消費的雙軌操作政策，已形同死亡，再難發揮實際效應了。

一句話，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約有兩億人失業、全球平均失業率約為6％，歐美各國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等趨勢，在未來5年內不太可能有實質突破反轉，即使要維持目前艱困但尚未崩盤局面就已是高難度挑戰。

即使如此，日本近日仍以幾乎是攤牌式的大膽政策手段，以更激烈的貨幣供應、政府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等方式來刺激經濟成長。日本是否能起死回生？是否能由此而帶動全球資本主義新的發展？這將是本文下篇的分析主題。

（下期續。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關於資本主義雖有其內在結構性矛盾與週期性危機出現，但為何可歷經百年發展而尚未終結的左翼歷史分析，請參見拙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第五章，〈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模式〉（巨流：2004）。

●註2：請參考筆者發表於台灣立報的分析，〈美國次級房貸風暴與經濟危機〉，2007年9月20日。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3626

●註3：美國老牌的左翼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認為，近30餘年來美國資本主義根本已是一個依靠金融資本操作，而非生產基本面，來獲利的運作機制，即所謂的金融化資本主義。見：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ume 58, Number 11, April 2007.